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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杜兆才退休或是足协洗牌信号 专注足球外交

时间:2020-03-26 11:56:14    来源:路透社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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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贝克足球

  根据多方消息显示,现任国际足联理事、亚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即将在本月退休。

  尚不得知杜兆才的一系列外交职务以及2023亚洲杯筹备负责人的身份是否会同时被取缔,但可以预见的是,杜书记的卸任将成为中国足协进一步人事洗牌的信号。

  随着2017年蔡振华淡出、2019年张剑和林晓华等退出核心层、直至2020年杜兆才退休,以陈戌源——这位中国足协历史上第1位专职主席为首的改革派,将彻底完成对前朝势力的肃清。

  1。

  中国足协自1955年成立以来经历5位主席:黄中、李凤楼、袁伟民、年维泗和蔡振华。

  黄中任期为1955年~1979年;

  李凤楼任期为1979年~1985年,同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务委员;

  袁伟民任期为1986年~1988年和1992年到2014年,同期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年维泗任期为1988年~1992年;

  蔡振华任期为2014年~2019年,先后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无一例外,他们都带有体育总局的委派、空降色彩。

  因而相较之他们,去年8月21日在足协换届大会上上任的陈戌源,不仅在足球身份上一身轻松,同时还因为背负着来自最高层的力量倾注,他的改革权限近乎无上限,如手握“组建幕府”即人事权的尚方宝剑。

  当下,可以看到陈戌源班子的改革步伐即将在足协换届半年后进入激进阶段。除了进一步深化落实限薪令等投资帽的新政,叫停无血缘归化和重启职业联盟挂牌——这两大带有“戊戌味儿”的举措,也将被搬上台面。

  这一届足协班子全新的执委会,除了1名主席(陈戌源)、3位副主席(杜兆才、高洪波、孙雯候选)、1名秘书长(刘奕)之外,还有30人,人数创历届足代会新高(此前最高为第9届时的26人)。

  陈戌源架构下的逾卅名额,包括社会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教育系统人员,还有俱乐部代表。这表明了新足协的开放程度和专业性。

  但是一个细节惹人注目:在去年换届会后的大合照中,坐镇“C位”依然不是新官走马的陈戌源,而是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

  这也给旧制势力在此之前匆忙落停的埃尔克森、费尔南多、阿洛伊西奥等无血缘归化项目,埋下了无法阻挡的伏笔。

  作为妥协的结果,最终在去年9月国足做客马尔代夫时,埃尔克森还是变成了“埃克森”、并披上中国队队服,且一直延续到李铁时代,成为了一枚拔不掉的政治楔子。

  2。

  杜兆才就任足协党委书记是三年前的6月20日,5天前,他刚刚被国务院任免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时年57岁。

  此前,杜兆才曾就职于辽宁省体育局,任中国田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委员、亚洲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亚洲田径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主任。

  和前任南勇等人一样,杜兆才同样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被视作足协内部“沈体系”的血脉延续。

  从南勇的沈体老师韦迪,到同样毕业于沈体、被韦迪提拔的于洪臣,直至接替于洪臣坐稳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坛乃至沈阳官场,一直在中国足协存在感十足。

  从历史看,早在1984年,国家体委向六大体育院校“要人”、培养后备军,当时沈体一家就被要去八人,南勇恰在其中。一直到南勇1999年进入足协至今,沈体的话事权地位异常稳固。

  犹记之前我们在赵本山的东北往事里写到的,世纪之交那场震惊国人的沈阳官场地震——“慕马案”,那时帮助沈阳这座城市走出政治阴影的,正是回报第二故乡心切的沈体毕业生,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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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主管十强赛主场划定大权的“南头”,通过将国足十强赛放在沈阳五里河,从而力助沈阳在绿茵场上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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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随着2010年接替崔大林分管足球、2014年正式直管足球的蔡振华上任,昔日足协内部的派系之争——“沈体系vs北体系”——被认为烟消云散,但是2015年末于洪臣当选足协执委、2017年中杜兆才又接替于洪臣坐镇党委书记,“沈体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忆往昔,另一派的“北体系”曾人众伍壮:从高层的谢亚龙、薛立、杨一民,到中层的郎效农、冯剑明、朱和元、马成全、张建强、郭辉、林卫国、李冬生等,谢亚龙更是曾任北体大副校长,在足坛威严一世。

  同时从全局来看,足协内部曾经的“北体系”其实是分割于体育总局内部的“秘书系”,其领袖自然还是担任过首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

  伍绍祖父亲伍云甫,为前中共中央秘书长、红军电台奠基人,伍绍祖本人则是我国《体育法》的主持者。

  这般提携力度,让谢亚龙仕途平顺,麾下“北体系”在中国足协也向来驭权得心——直到2010年9月,谢亚龙等人的锒铛入狱才宣告了“北体系”的覆灭,此前一直被压制的沈体人开始在韦迪的带领下登堂。

  之后,由于蔡振华、张剑等“清流派”人士被委任入局,中国足协长达十年之久的派系宫斗,结束了一个阶段的纷争。

  3。

  利弊两看,宫斗不再的负面效应即是班子权倾。

  自2016年10月里皮成为国足主帅开始,长达三年的资本渗透几乎吞噬了中国足协的权威和国内联赛的公正秩序。

  三年前杜兆才上任足协党委书记后,由于其任职的总局局长助理为副部级,因此他也成为足协史上最高行政级别的党委书记。而原足协党委书记、“专职执委”于洪臣当时则不得不离职、调往体育总局田管中心。

  同相关垄断资本“合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足球的主旋律,尤其以几乎被外包出去的国足+U23男足最为典型。这样的有违政治规矩的赌博,也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被改革”的宿命。

  结合大环境来看,足球机构的改革是嵌入于整个国家改革大框架内的,其核心阶段就是2017年。

  那也是中国足球风卷残云的一年,高层当时并非没有给予足协的“赌博”以机会,给到保守派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国家队的世预赛12强赛,如若失败,变法将行。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而今重捋时间线,开眼大环境来看,以苟局长为代表的2016年10月上任的体育总局新班子,其与去年8月以陈戌源为代表的、新上任的中国足协新班子,两路人马的政治力量源头——即携带的“尚方宝剑”,是一致的。

  因而,这两路新军的施政方略也是高度一致的,即深化改革、与旧势力相切割。

  端倪发于2017的初始、并贯穿整个年份。放眼2017年1月由总局主导的中超中甲U23政策、2017年7月在乒乓球方面的撤刘撤孔风波——其兵锋所指,不言自明,就是中国足协内部、与乒乓球界势力掺杂的保守派力量。

  同样是2017年的1月,中国足协在武汉召开第十届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蔡振华、张剑、于洪臣、林晓华等足协要员均出席。

  而在武汉会议的第二天就对当时的执委做了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张吉龙、魏吉祥不再担任足协副主席(张吉龙改任中国足协顾问),另外当时还有涉及多达宋凯等6名足协执委的调整。

  至2017年底时,于洪臣已不在班子里,蔡振华同样因为里皮国家队在世预赛的功亏一篑而淡出核心圈层——依托资本“赌博世界杯”宣告失败,朝堂随之翻覆。

  随着2017年杜兆才的掌权,中国足协增设了青训三个部门,以取代原来的青少部,女子部也被取缔,其业务分别归口国管部和竞赛管理部。

  当时足协的部门划分还是沿袭了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时的设置,杜书记甫一上任即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力度不可谓不大。

  4。

  回望蔡振华主管足球的几年里,足协受制于某些资本的情况为史无前例,尤其蔡主席主张对国字号主教练进行极端的权力下放,几乎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

  过去中国足协对国字号教练具有极大的权威,即便是当年米卢蒂诺维奇也要听从南勇的指挥。

  但是里皮“带资进组”之后,不仅享有极高的话语权,甚至还能够组建国家二队、钦定领队、指派马达洛尼执教U23国足……

  然而,国足在世预赛12强赛的落败,使保守派最终输掉仕途。2018年下半年,在马达洛尼又接连败走常州U23世锦赛和雅加达亚运会之后,U25军训集中营横空出世、取代了里皮账下的“大国家队”,同时宣告了里皮及其背后资本和权势的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初的常州U23亚锦赛,由于关乎体育总局U23政策的成效,杜兆才当时格外关注那次赛事的成绩。结果不成想,足协在外交领域的羸弱,让何超、刘奕鸣们在常州奥体被乌兹别克主裁法加尼欺负得毫无脾气。

  小组赛生死战第41分钟,法加尼罚下何超、成了比赛的转折点。当时主席台上的杜兆才看到裁判向何超出示红牌时,一下子站了起来,面色如土。

  中场休息时,杜兆才在翻译的陪同下直接与时任亚足联裁委会副主席、卡塔尔人哈尼进行交涉,但是哈尼完全没给面子。

  那次风波,也为之后高层指派杜兆才投身外交领域、特别是放弃国际足联执委竞选而专攻国际足联理事与亚足联裁委会主任,埋下了伏笔。

  5。

  去年4月的亚足联吉隆坡会议,由于国家实力的背书,杜兆才最终在穆罕默迪(卡塔尔)、鲁迈提(阿联酋)、阿拉内塔(菲律宾)、郑梦奎(韩国)、田岛幸三(日本)、哈亚特(巴基斯坦)、帕特尔(印度)、塔基(伊朗)的共同围剿下,成功异军杀出、当选国际足联理事。

  这是新时期中国足球的重大外交胜利,同时在当时也预示着杜兆才个人的工作重心会偏向外交。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到上海时,杜兆才当时就带着对外交流部部长罗钊、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主席办副主任南哲与其会见;几乎同一时间,中卡在多哈签署为期5年的足球合作协议时,杜兆才也是中方主角。

  因而得见,2018年开始显性的改革潮流中,杜兆才身份就已然逐步外向化。

  与之呼应、日益凸显的,是国内的中国足协内部业务权力的真空——显然,这块真空很快会得到新锐势力的填补。

  多米诺骨牌自然是在不断推进。就在去年年中陈戌源挂帅中国足协“筹备组组长”、几乎确定将成为新任足协主席后不久,8月9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将出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中国足坛一片欢腾。

  由内而外,杜兆才悄然实现外交“梅开二度”。

  杜兆才之前,亚足联裁委会的主席是韩国人郑梦奎(韩国现代汽车会长),2016年9月,为了谋求郑梦奎放弃理事且支持张剑竞选,中国足协当时让出了东亚区副主席+裁委会主席的职务。

  但后来,言而无信的郑梦奎反水、竟然再次报名参选理事,如果不是多起理事候选者退选,张剑四年前有可能会落选。最终郑梦奎不仅获得副主席和裁委会主席的位置,同时当选理事。这在那时是中国足协的一大外交“失败”。

  但在去年4月的亚足联大选中,未紧跟巴林当权派的郑梦奎在国际足联理事、亚足联副主席竞选中接连失手,杜兆才成功压倒韩国势力,拿到FIFA理事的职位。

  郑梦奎之后愤而退出亚足联执委选举,在亚足联内部已无职务。因而去年夏天的选举,郑梦奎继续让出裁委会主席的职务、由杜兆才接班,在事实上没有疑问。

  于是,连续在外交层面获得大胜的杜兆才,眼下在中国足协内部退隐、向改革派交权,从而保证专心经略外事,这已是板上钉钉。

  跋。

  不禁感慨,不到一年的时候,高层亲自部署、以陈戌源和刘弈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趋近于完胜。整个中国足协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清风澄澈中。

  随着限薪、入籍球员注册限制等新政的如愿落地,以及李铁教练团队对里皮的取代,包括职业联盟的有望挂牌重启,中国足协新班子的一系列改革即将显现于前台。

  对于这届班子的施政谋策而言,在尊重足球规律、重视民间专业人士和球迷声音的同时,最重要的或许就是时刻保持自我革新、对历史周期律的警惕。

  从中国足协,从中国足球,我们从中看到的向来就不只是这一片小小的绿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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